站在天台欄河上

這幾年我浸在紅色資本的工作環境中，很明白香港社會越來越崩壞的因由。那些慣於與內地交手的中上層管理人才，胡裡胡塗地把強國特色的刻薄管理手段帶進香港，還以為自視是現代管理天才，左看看Steve Jobs的光榮歷史，右自我催眠成為另一個的低調畢菲特。

這有別於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企業文化，那時候錢容易賺，老闆們也樂於提攜後輩，一個帶一個，一個跟一個，無意間造就一室忠厚人才，就算我那時候已盲頭地撞進黃昏的製版印前行業，大家雖然明知黃昏，但老闆一樣奮力圖強，供完一部又接另一部地買入大批硬件器材，請完一個又培訓另一個的員工改用蘋果、拉勞。大家眼見老闆日買夜買三幾百萬的器材裝備，做細的自然又敬又畏，豈敢不搏命地日捱夜捱呢。

到今天，對，全公司沒有翻版軟件了，再沒有漏夜斷網的危機，但感染了梁振英文化的老板卻一味以目標為本，說電腦不外乎人情，就乾脆叫新員工自己帶手提電腦上班，QUOTA指標則定於雲端層度，日鬧夜鬧的滿口自豪地訴說管理人就是孤獨精，無朋友得以為自己是出世大師，大概未知一室的後生仔都視他如出土文物，指天畫地的把上世紀的策劃套在今日社會，最後碰釘撞板，條件反射的說是這個不才那個不佳，就是未敢正視自己的管理錯漏與計算失據。

我只能說，可能是香港福地越來越喪失自由，街道上、企業中越來越多上了位的丁蟹、謝文武，還要把下屬員工視為自己的親生兒，一掌推落街也只看成為父親、為企業的小小犧牲。可能我等員工真的如丁蟹四子般無學識無才幹，但時空轉移的現今世代，再沒用我都自有我道去面對世界，無需在任何人的五指山下苟且偷生了。